Title Image

王玉华:出国梦未圆——音乐才子邓光辉(出国记之十一)

作者: 王玉华

迢迢银河,星辰万千,邓光辉生不逢世,并没能成为其中一颗光辉璀璨的星。

邓光辉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音乐才子,他不仅精通音乐,还会制做小提琴、琵琶等乐器。

1970 年我初中毕业,因父亲是资本家的历史尚在审查中,我成了"黑五类"子女。当兵、入工厂无门,只能上山下乡去了林场插队。北京西山造林场位于北京香山脚下,那是有名的风景区,是春游和秋天赏红叶的好地方。山上的树木年年都需要补种和剪修。

那年我刚刚年满 16 岁,又矮又瘦,每天上山干活实在苦不堪言,特别是春季抗旱时节,要挑水上山,浇灌幼苗,更是备感辛苦。

三月份林场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五一"劳动节演出。领导大概是看到我的简历,记载曾经参加国庆游行舞蹈团吧,让我参加了宣传队。记得那是"九一三"林彪事件前最后一次国庆游行,我们海淀区教育局下属中学,凡参加游行的女生都被安排扮演农民。几万女生组成农村妇女方队,上着红绸衣、下穿绿绸裤、头戴黄草帽,左手舞动着黄绸(代表着麦浪)右手持假廉刀,跳着舞走过天安门,边走便接受"伟大领袖"毛的检阅。

邓光辉担任我们宣传队乐队指挥,大家很快就熟悉了,聊天才知道他是我的校友,也是海淀区第十九中学的毕业生。他 1963 高中毕业,比我哥哥炳章大两届。爷爷是京城的大资本家,父亲是北大历史系教授,57 年反右运动没有逃过一劫,被送去老改。他作为"黑五类"子女,高中毕业时被禁止报考大学,发配到西山林场,从此与大学无缘。

林场单调无聊的苦闷生活折磨着他,没有前途,看不到希望。父母看着唯一的儿子如此遭罪,想方设法托朋友找到了琵琶大师刘德海,教授他琵琶。自从,邓光辉找到了精神寄托,苦练成才,这才有了担任我们宣传队指挥的后话。

那时北京各个单位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逢五一、十一在当地开展庆祝表演(林彪事件后取消了国庆游行)。我们林场宣传队就由邓光辉担任艺术指导。六个女生,四个男生,还有一个小乐队。其中一位拉手风琴、一个弹洋琴,还有两个拉小提琴的。就这样弹拉说唱齐了。在集中训练两个月后就上了"五一"节晚会。晚会会场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傍边的大马路上,每个宣传队在指定的一个位置表演,观众也是各个单位派来的。第一个节目由独唱演员戚宪扮演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演唱《红灯记》里面有名唱腔“爹爹你听我说”,结果演砸了。因为"五一"那几天天气寒冷,她因为感冒,一口痰堵住哑了嗓儿。除此之外,我们其他的表演还算成功。我们几个女生表演舞蹈“不爱红装爱武装”,用现在的话说是“傻傻的”。

自此,每年的"五一"和"十一"我们这个宣传队都参加表演,虽然是毫无专业水平且闹哄哄的宣传队,但是也调节了我们枯燥乏味的林场生活。

1972 年我妹妹王梅升入中学读书,她是家里的老幺,一家人开始发愁她的毕业分配问题。如果还是像我一样上山下乡怎么办呢?

我想到了学乐器考文工团的办法,家人都同意。我花了 60 块钱买了一个琵琶,请邓光辉教授,妹妹中学的学习则基本放弃,全力攻练琵琶,半年后就弹得有模有样,并参加了我们海淀区著名的曙光中学文艺宣传队。曙光中学宣传队之所以出名,因为大部分成员由邻近的总政歌舞团子女组成。这样一来,家人高兴,妹妹也高兴,家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1977 年高考恢复,妹妹放弃了琵琶,转而投入高考备战,1979 考入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一年后赴加拿大留学,琵琶也跟着妹妹来到了加拿大,在 1982 年的麦基尔大学春节联欢会上她的琵琶独奏极受欢迎。

1976 年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澄清后,我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日语。但是我与邓光辉的联系从未间断。1985 年年底我接到邓光辉电话,他告诉我,他结婚了,而且去了煤矿文工团担任独奏演员。我真是为他高兴。

他请我吃饭时,告诉我一个震惊的秘密。他们文工团马上要出国演出了,他是成员之一,他要借此机会留在国外,不想回国了。他说“我活得太憋屈,这 30 多年的磨难多次想到死”。祖父的产业被充公、爸爸大右派去劳改、妈妈因右派家属丢了工作、他高中毕业被剥夺了考大学的资格、妹妹目前还是零时工,他一个人的工资还要养活妈妈和妹妹。说到此,他侧过脸不说话。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问他是如何调入文工团的。他说他为刘德海大师做了一个琵琶,深得刘大师喜爱,求刘大师帮忙,进入了煤矿文工团。他说自己因为出身不好,找不到对象,去年到 40 才结婚,刚刚有了孩子,他说:“我不想我的孩子重复我家三代人的悲催生活”。他又告诉我,姑父是国军高官,两年前一家人由台湾去了美国,他准备去投靠他们“。我告诉他:“我也准备去加拿大”。我把妹妹在加拿大的电话告诉他,他如果到加拿大一定会给予帮助,希望他联系我妹妹,并相约在加拿大见面。

我于 1986 年 8 月出国来到了加拿大,马上询问邓光辉的消息。但是我妹妹说:“从未接到邓光辉的电话”。我心中疑虑,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煤矿文工团,接电话的传达室大爷恶声恶气的问:“你谁呀?他已经被抓坐牢了......为什么呀?他想叛国”。电话挂断了。

自此,邓光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谁告的密?无解,但一直在脑海中重复着同样的问号。30 多年了,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邓光辉他那张常年忧郁的脸。在中国,在毛时代阶级斗争的铁蹄蹂躏下,像他家那样三代受难的人家多得无法计算。受难人何时得到道歉?何时得到补偿?制造苦难的政府何时得到清算?这个问题也无解,但苦难的历史不该被忘记。

琵琶至今被我妹妹保留着,以纪念恩师,也是个念想。

2023 年 12 月 20 日

本文由《中國之春》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 王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