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连载之十二）
【編者按】從 1998 年本書誕生，至今已 25 年了，中國民運的主流語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王炳章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民運手冊》、《民運百題問答) 愈加彰顯出其生命力。改革已死，中共極權之惡已被整個世界所共知，共產黨不倒，世界不會好。此外，民主革命在大陸並沒完成，當下民主運動的目標仍舊是民主革命，而不是黨內改革，黨主立憲和形形色色的體制自洽。這就是本刊連載此書的主要原因。
另外，王炳章先生在 2002 年 6 月遭中共從越南綁架回中國，目前在廣東韶關監獄服無期徒刑。《中國之春》連載刊發《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也期望讓更多人了解王炳章的思想，參與救援王炳章的行動。
本期连载该书第八部分是关于革命时机和环境的具体分析，以及触发革命的 8 个因素。
革命未必“流血”
一百一十问：一谈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象又要“流血”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些人的顧慮？
答：有人一谈革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革命给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实，革命并不都象共产革命那样恐怖，有的革命尤如过节，令人开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如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马可仕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苏哈托的革命。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手段与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价。比如菲律宾的人民革命，虽然最后军队在马可仕的总统府投 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革命过程并未导致什么大的流血。反之，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產生革命的條件
一百一十一问：记得你刚刚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并没有直言革命。为什么现在大谈革命呢？革命需要时机，你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答：在我心中，中国需要民主革命的概念早已成熟，可以说，七十年代就有了革命的构想。但是，时机不成熟时，提出过激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因为，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后手段。只有广大人民对合法斗争失掉信心、对当权者彻底失望之后，才会公开支持革命，拥抱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之时，过激的口号，不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刚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时，海外的广大留学生多数还对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什么时机提什么口号和纲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六四屠杀后，我就公开主张用革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现在，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是我们应当从舆论准备迈向实际操作的时候了。
革命是否暴发，主要取决于有否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没有那个条件，革命者再有献身精神，都难以触发革命。象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组织。一些美共人士搞了不知多少年的革命，结果一是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社会条件。
革命暴发的社会环境主要有：
第一，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失调。我已经论述过，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当经济大踏步向前、社会结构发生急剧改变时，政治上不做改革，政治权力结构不做相应调 整，早晚要触发革命。历史上有很多的正反例子。以中国满清末年为例。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以江南造船厂、江南纺织厂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以 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率向上爬坡，并不比逊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起飞。但它不还是被 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中共改革以来所做的，满清实际上都做了。如：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搞经济特区、派遣留学生......唯独两样满 清没有做，中共也没有做。那就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相应改革。这样下去，中 共同样难以逃脱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就 好象一座大楼建立在沙滩上。经济的大楼越盖得高，地基就越承受不住，大楼崩溃的机会就越大。再打个比方，列车开得越快，钢板、弹簧和铁轨的弹性要求就越高。当前，经济的列车越开越快，可是，政治架构的钢板和铁轨仍然那么僵硬，总有一天，列车会散架而翻覆。连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都明白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怎么中共连老祖宗都不认了？
有人说，革命是在人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切不说现在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已出现温饱问题，单就此话而言，它的立论也不完全正确。历史给我们更多的记载是，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向上爬坡、但社会缺乏公正的时候。为什么？其一，正如刚才讲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革命；其二，经济发展会造成人们强大的预期心理。人们很穷，但没有什么预期，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革命不一定暴发。反之，人们的预期很强，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形成过大反差，就算生活有些改善，但由于社会缺少公正，人民也会期待革命，讨回社会的正义。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即严重两极性的形成和社会腐败。中国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穷的太穷，富的太富，社会张力就会加大。何况，大家赚钱的机会极不平等。那些特权份子，不费吹灰之力，一捞就是百万、千万。合同工干上一年，也只能挣上几千，人心能服吗？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中共刚刚说国企要改革，政策还没下，下面的特权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国家资产。他们倒卖 国营企业，一夜之间，腰缠万贯。下岗的工人呢？连该发的遣散费都没有，心态能平衡吗？他们寻找发泄的出口，就是革命。按照政治学的讲法，就是：当社会丧失正义时，革命便伺机而动。
民主社会中，虽然赚钱的机会相对平等，贫富悬殊会也触发骚乱。早期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确酿成过社会的不稳。马克思就是看到了这点，提出了共产主义 革命的主张。后来，富人们学得聪明了，他们拿出一部分所得，即交纳较高的税收，把那些穷人养了起来。说得科学一些，是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消除了穷人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权们，为了多捞、快捞，哪还想的了那么多？今天看着大把大 把的银子，心里盘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捞一把。他们已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
第三，社会提供了革命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人口条件。筹划革命、引发局部 革命和局部革命之后推广成全社会的革命，都需要基本的金钱支持。八九学运在天安门的长期坚持，与个体户和中产阶级的财力支持不无关系。在一个全体都是赤贫 的社会，则缺少这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动，给革命者组织民众，提供 了机会。而这些条件，都是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四，当权派与民众的要求形成恶性互动及改良幻想的破灭。起初，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对改良抱有希望。孙中山早年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方案。毕竟，革命是政治变革的最后手段。当人们一次次改良的尝试均告无效，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当权派对人民的和平请愿采取暴力镇压时，形成恶性互动，将改 良之路封死。社会变迁的唯一之路，只剩下革命。这时，老百姓对革命的预期就会 自然形成。象西单民主墙运动，八零年的民选运动，八六学潮，都是政治改革的机会。当权者的回应是无情的镇压。随着中共政权的继续腐败，终于暴发了八九民运。假如中共当权者能够有所觉悟，善于利用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中国的改 良机会还不至于完全断送。令人痛心的是，人们长跪于人民大会堂前的祈求，学生们用摧残身体的绝食方式进谏，不但不令当权派们良心发现，招来的，却是机枪和坦克。自此，革命的呼声开始渐占上风。
谈到这里，我们想再谈一下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例子，说明：革命的爆发，并不主要取决于革命者的策划，而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产生革命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初爆发革命之前的俄国，颇似今日之中国。专制头子斯托雷平上台前，俄国曾出现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时期，改革思潮汹涌膨湃，改革人士相当活跃，好比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斯托雷平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对政治反对派铁腕镇压 (由如镇压八九民运)，改革精英纷纷流亡海外。俄国社会一时“稳定”下来。在高压“稳定”的政治气氛下，托斯雷平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七年间，俄国成了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工业以每年大约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向上窜升，资本投资总额翻了一番，出口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人民生活大幅提升，造就了沙俄史上空前的经济辉煌。那时，老百姓对政治似乎极端冷漠，表面上，他 们关心的，好象只是卢布。
在这些傲人的经济增长数字面前，在老百姓的政治冷感症面前，不少已经与社 会实际脱节、原来主张革命和变革的知识分子十分尴尬，芒然无措，好象“稳定压 倒一切”确有道理，好象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俄罗斯梦”快由斯托雷平替他们实现 了。于是，有的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我们也有几位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告别革命”。何其相似乃尔！)，有的大力鼓吹“革命有害论”，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因“运输有误”，导致面包脱销。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很快酿成人民革命。沙皇派兵前往镇压。平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本来就是穿着军装的老百姓，他们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个团竟然站到人民一边。比得格勒成立了临时政府。全国迅速引起骨牌效应。沙皇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三月二日被迫退位。仅仅十天之内，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便土崩瓦解。没用一个人策划了这场革命，史学家更认为：“没用一个党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连力主革命的列宁都成了这场革命的旁观者。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基感叹道：“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革命党人还象福音书中熟睡无知的少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好象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在托斯雷平经济改革的繁荣表象的掩盖下，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大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用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尤如洪水决提，一泄千里。
俄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印尼的现实更是摆在面前活生生的样版。独裁者苏哈托一手持枪，镇压民主人士；一手开动经改机器，促动经济起飞。凭良心说，苏哈 托的“经济起飞”，其成绩单绝对比中共的“改革开放”漂亮得多。但是，由于独 缺政治改革，“经济起飞”使社会累积的不公平现象，终于造成了人民革命。苏哈托黯然下台。
现在，中共的滥权和腐败，法律系统的瓦解，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病入膏肓。整个中共的政权机器都在疯狂的贪污，法院成了特权的庇护所，警察与土匪相勾 结，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来不及了。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公正的社会，看来只有革命的猛药，才能医好中国社会的痼疾。
现在，到处都是干柴。老百姓改朝换代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据中共官方统计，光是一九九七年一年，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议事件就达一万多起。随着国企的改革 和下岗工人、下岗干部人数的倍增，更多更大的工潮还在前头。我们再不着手准备革命，真是有负于人民的冀望。
革命的触发因素
一百一十二问：革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答：触发因素很多。象中国这样干柴布满的社会，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导致燎原之势。通常，触发革命的因素有：
一，经济危机引发的金融崩溃。人们挤兑银行，股民抛售股票，从而触发骚乱。中共的泡沫经济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二，政府的对群众示威的无理镇压，逼得人们以武力反抗暴力。
三，政府对外作战的失败，导致人民的不满和绝望。
四，当权集团的内争与分裂。
五，地方政府公开抗拒中央的行动。
六，政府对任何一个小问题的处理激起民愤，如无理打人、捕人、无理没收财产和其他强奸民意的行为。
七，统治集团某个领导人的死亡。
八，民运组织占领一个城市，等等。
在中国引发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多，甚至于一场球赛都可能出发动乱和革命。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象辛亥革命，由试验炸弹出了意外而引起，完全是计划外的事。但它却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中国，任何意外引发的群众示威，如能善加诱导，都可能触发革命。